真钱牛牛

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他先后提出了实行“税费合一、统一计征的农村税费制度以及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等观点和建议。

近年来,马晓河专注于体制改革和中等收入转型问题研究,是率先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从下到上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需要自上而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并提出,新时期的改革需要有更新的路线图,也需要有大智慧进行顶层设计。

马晓河应约为证券时报撰文,他在文中表示,40年发展成就为未来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走强国富民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马晓河认为,围绕不同阶段的目标,需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方式和改革举措。特别是,当前的改革不能再零散推进,而应紧紧围绕发展目标,进行配套改革,整体推进。

针对营商环境不利于新动能、新产业的成长以及科技体制改革对科技创新不利等挑战,马晓河也相应提出了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继续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推动科技创新、走中高端路线等建议。

作为关注农

农村改革的学者,马晓河的理念中蕴含着对农业农村问题深刻思考,这部分内容在他的建议中着墨颇多。他认为,要将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推进新动能的重点。同时,新型城镇化即人的城镇化,需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马晓河

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

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00美元,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4000多美元,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到2017年,中国已在中上等收入区域7年时间,2017年人均国民收入达9000美元。目前,全世界有两个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大国,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日本和德国则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毫无疑问,40年发展成就为未来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走强国富民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国又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面临诸多发展难题,继续依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已举步维艰,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选择新的发展模式。

新时代经济

改革的鲜明特点

新时代经济改革具有四个鲜明特点:

一是目标导向。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经验可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向前走。现阶段不一样,经济改革目标明确,两个全面建成目标、路径部署清清楚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将达到世界前列,人均收入达到中等现代化国家水平。

二是系统性更强。围绕经济改革目标,整体推出了“6+1,并以此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支撑和基础,六个经济子体系加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内怎么改、怎么对外开放都谋划得很清楚。其中“六个体系包括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经济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对外开放体系,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三是分阶段整体推进。围绕不同阶段的目标,我们需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方式和改革举措。当今的改革是紧紧围绕着发展目标,进行配套改革,不是零散的,而是整体推进。这些都是新时代经济改革不一样的地方。

四是培育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追求的发展不是高速度,而是高质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

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先看一下我国现阶段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一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际成本进一步上升。二是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制造正在与我国发生竞争出现了市场供给替代。金融危机后,世界上有一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学习中国的模式,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与中国一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三是高端制造正在向发达国家回流。为了应对和抢抓世界产业技术革 命新机遇,不少发达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一些高端制造的领域、环节、人才向本国回流,而且这些国家具有高端制造的技术优势。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再用原来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会困难重重,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新方式、新办法,改革需要有新思路。可是我国改革遇到以下一些困难:

第一,既得利益的问题。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群体之间有不同的诉求,有人想改革,有人不愿意,特别是获得巨量利益的群体或个人不愿意改,甚至还阻碍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要求进步,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有体制机制难以改革创新。

第二,原有发展方式适应不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即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已经难以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因此,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领性作用,促进消费结构转型。但这离不开体制改革,例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消费环境的改善等,这些领域改革在近期要达到设计目标还有一定的困难。

第三,营商环境还不利于新动能、新产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还比较多,许可证发放还比较繁琐,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成为企业正常进入和退出市场的系统性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二是原有体制下,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税费改革后有所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空间;三是垄断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这会导致生产要素成本高,从而使得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高,最终提高消费品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四是民间投资进入市场特别是垄断行业梗阻多,玻璃门、弹簧门还未打破,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还存在不足。

第四,科技体制改革对科技创新不利。共性技术、关键基础性技术需要集中式创新和国家引领,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和新兴产业系统成长,更需要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它需要减少审批和许可发放;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这就需要少有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机会均等。然而,实际情况是行业垄断、地区分隔、城乡二元;民间创新的基础服务供给不足。

面对发展

与改革难题的思考

我国在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必须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因为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能将中国经济从贫穷的低收入阶段推向中上等收入阶段,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难以将中国经济推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实现“中国梦。因此,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新动能,这种新动能既不能忽视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于社会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忽视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供给侧发展质量效益决定了需求满足程度。推进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在需求侧就是要解决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结构转型;在供给侧主要解决传统产业改造滞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优质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让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产业带动经济增长。概括而言,今后为实现强国富民目标,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理性选择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实行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

新的发展模式选择,需要一系列改革和政策相配套。主要建议是:

第一,进一步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不必要的许可发放,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届政府已经减少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比如继续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市场进入的许可发放等。

第二,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

第三,继续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企业税费过重过高,会使得企业发展成本和消费者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高于其他经济体,进而引起国家竞争力下降。因此,降税减费是对企业福利和居民福利的一种返还,有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张和未来潜在生产力的增长。

第四,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调整公共投资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国民收入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主体倾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调整公共投资政策安排,适当控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禁止投资一些不切实际的“高大上项目,为民间投资留下余地,也为社会消费腾挪空间。提高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救助标准,调高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等,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提高中产阶级的比例。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减少征收档次,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三是建议子女教育、养老支出、购买首套住房的贷款利息等,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抵扣或税收返还。随着国民收入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财政减收增资问题,可以通过压缩公共投资带来的结余、提高国有企业上交财政的利润比例、提高资源环境税税率等来化解。

第五,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推进新动能的重点。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全国中等以上的城市绝大多数都设置了外来人口落户的门槛标准,这些标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起的作用,是限制而不是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实施差别化的五条标准落户政策,有些城市并没有放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限制,反而加强了。另一个是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所需要的公共成本缺乏相应的承担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面对诸多成本,各个城市都乐意保持现有体制,享受农民进城的红利,而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公共成本。

要想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即人的城镇化,改革还需再进一步。首先,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中,科学、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方的支出责任。为了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建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承担50%、地方政府承担50%。

上述负担项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账户、统一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公共服务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同时,要调动企业支持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农民工所在企业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职工技能培训等成本,应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缴纳。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可以采取降低缴费标准、免除其他行政收费项目等激励政策。其次,还要进一步健全基础性制度,重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社会诚信体系、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及深化对外开放,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第六,推动科技创新,核心是淘汰落后,改造传统,培养新兴,走中高端路线。针对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二是鼓励科教融合发展,支持一批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三是优化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环境,给予他们充分的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四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善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五是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放宽对科研经费支出权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创新成果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支持科研人员有序流动。六是持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培育实用性、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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